1954年，南京一间简陋的烟摊旁，一个六十出头的老人靠卖茶叶烟纸糊口，他不敢说太多话，也不愿多看人一眼，这个人，叫鲍君甫，十几年前是国民党中统的要员。
1928年夏天，上海租界里多了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。他叫鲍君甫，用名杨登瀛，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，刚刚被国民党中统吸收，出任上海特派员。
中统给他的任务是：渗透租界，搜集情报，抓捕共产党。但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国民党精心培养的情报骨干，在到任后不久，就与中共地下组织搭上了一层隐秘的关系。
鲍君甫是广东人，跟陈赓算是同乡。1927年，两人经人牵线见过几面。陈赓当时正负责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，目光很毒。几次接触下来，他察觉到鲍君甫这个人虽然替中统办事，但对共产党并无刻骨仇恨，甚至对国民党的某些做法颇有微词。
于是，陈赓开始有意识地接近他，不谈信仰，只论时局，偶尔还给他一些经济上的接济。慢慢地，鲍君甫成了特科安插在中统内部最重要的一双眼睛。
这双眼睛很快发挥了作用。1929年秋，任弼时在上海被捕，被关进了公共租界的巡捕房。组织上打听到人被押在租界，但具体地点和拟用的化名一概不知。陈赓深夜找到鲍君甫，没有开门见山，只说有个朋友卷进了麻烦。
鲍君甫心领神会，隔天就从中统的通报里翻出了巡捕房的内部提审记录，连审讯中使用的假名字都抄了下来。拿到这些信息后，组织动用关系，赶在引渡给国民党之前，把人顺利救了出来。
同年，还有一件更棘手的事。军委秘书白鑫叛变，出卖了彭湃、杨殷等几位重要领导人，致使他们被捕牺牲。白鑫随后躲进租界，在国民党的庇护下准备逃往海外。特科下了必杀令，必须惩处叛徒。
但白鑫的藏身之处极其隐蔽，且戒备森严。又是鲍君甫，利用自己中统特派员的身份，以协调办案为由，从负责保护白鑫的特务嘴里，一点点掏出了准确地址和行动规律。
1929年11月11日夜，特科人员冲进白鑫藏匿的寓所，将他一举击毙。这件事轰动上海，动摇了叛徒特务的嚣张气焰，而提供关键情报的鲍君甫，不动声色，继续在中统上班。
1930年，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，国民党特务机关悬赏重金要抓他，好几次险象环生。一次，敌人已经探得一处开会地点，准备当晚动手。鲍君甫从内部通报中得悉，立刻通过联络员传话，周恩来一行人提前半小时撤离，让扑上门的特务只看到一个空房间。
类似这样的预警，前后不下数次。可以说，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能在上海勉强运转，鲍君甫在敌人心脏里递出来的消息，是活命的重要砝码。
转折发生在1931年。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，立即叛变，将上海地下组织的人事脉络卖了个底朝天。周恩来、陈赓、钱壮飞、李克农等人的活动方式，包括与鲍君甫的秘密联系通道，全部暴露。中统闻讯大惊，立刻将鲍君甫逮捕，押往南京审讯。
狱中受了不少刑，要他供出陈赓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据点。他翻来覆去只认一句话：自己只是奉命行事，不清楚对方底细。关押了一年多，国民党元老张道藩为他出面疏通，才把人保了出来。但这一出来，便被打入另册，中统的差事丢了，外人避之不及，他只能回到南京，靠摆摊糊口。
抗战时期，南京沦陷，为了生计，鲍君甫被迫接下了一个“感化院”的管理职务。这机构名义上管押犯人，实则由日本人操控，他虽无大权，但“伪职”这顶帽子自此就戴在了头上。
1951年，他因历史身份被抓，法庭上情急之下喊出“问陈赓”的话。陈赓收到核实报告后，没有含糊，亲笔回信说明其“在特殊时期曾提供重要情报，属我地下关系”。法院据此把重判改为一年管制。
放出来后，年过六十的鲍君甫在南京夫子庙附近摆了个烟摊。没有退休金，没有身份，靠零碎买卖换点米面。1954年，他实在难以为继，提笔给已调任北京的陈赓写了封信，简单几句，说生活无着，请求照顾。
陈赓接信后，当即交代南京方面对鲍君甫的生活进行妥善安排。很快，南京公安局每月拨给他一百元生活费，逢年过节还派人上门探望。这在当时是远超普通百姓的数目，足够他体面度日。后来又曾接他到北京检查身体，添置衣被，聊起旧事，陈赓称呼他仍是“君甫同志”。
此后的日子，鲍君甫一直靠这笔生活费度日，深居简出，极少向外人谈起过往。1969年，他病逝于南京，走时身边没有追悼会，也没有官方名分。他不是共产党员，未曾列入任何烈士名录，但在中央特科最艰难的那段岁月里，他提供的每一条情报都曾护佑过中国革命的核心人物。
1976年，周总理在病重时与身边人谈及往事，说过一句话：“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帮过忙的人，不能忘了。”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，这句话里，有鲍君甫的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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